当年宋太祖基于自身的政治基本盘选定“重文轻武”的道路，本是无可厚非。但除了得到君主青睐的士大夫集团、在国家制度框架上形成对武将阶层的压制外，更凭借着对舆论的掌控，树立起一个又一个“文臣知兵”的形象，一点点从根本上瓦解了武将集团的自信。

武将们呢？他们在“重文轻武”的魔咒禁锢下，逐渐失去了精气神，成了赳赳武夫，在“文臣知兵”的大环境下任由摆布，成了冲锋陷阵的工具人。所谓“好男不当兵，好贴不打钉”。最优秀的人才是一心一意科举做官，不愿意去当兵，毕竟武职空间有限，地位又低，实在是挺郁闷。

但世道好轮回，大宋武将集团的衰落，终究导致了国家危机不断，在经历了与辽、金、元三个王朝不断的战争后，终于闹得家破人亡。而报应最终落到了赵昺身上，他不得不以稚童年纪登基，为复宋艰难奋斗。

赵昺十分清楚大宋延续二百多年的重文轻武政策，在战乱时期必须改变，不能让人家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玩命儿，还把人家当孙子。所以他在开府之后便努力扭转这个局面，不仅是体现在待遇上，主要还是政治上，以此来抬高武人的地位。

而要延续改变二百余年的政策谈何容易，‘轻武’的观念早已自上到下深入骨髓，甚至连武人自身都认命的状态下，赵昺的提出‘文武相济’的用人原则，以改变当前的形势。当然要改变业已形成的传统并非易事，尤其是在战争中武将纷纷叛离的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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