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翻开史书的时候，发现文臣‘知兵’的人很是不少，赵昺也曾有过这样的考虑，既然文臣能领兵，又便于控制，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但是在实践中他却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知战阵，能领兵者寥寥无几。

这当然不是赵昺的臆断和偏见。因为行朝成立于国破家亡之际，混乱的情况下也顾不得许多，可以说文武齐上阵，如陆秀夫曾在陈宜中出走后主持军政、文天祥以副相身份在江西组织义勇抗元、陈则翁则是以广东路转运使的身份在广州抗元等等，可以说朝中许多文臣都有领兵的经历。

但是文臣领兵的结局大多不妙，文天祥被斩于大都，各地的抗元力量逐步被剿灭，若非赵昺穿越而来，陆秀夫便背着幼帝蹈海殉国，大宋最后一丝余晖坠于崖山。就这段历史而言，他以为所谓文臣领兵就不大靠谱。

赵昺以为这失败的板子也不能都打在这些文臣身上，而是隋唐之后的制度问题，让文臣知兵失去了成长的环境。宋朝的重文轻武，逐渐发展成文臣领导武将、武将带领士兵的局面，让这些读书人直接指挥士兵上阵冲锋，也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所以说隋唐之后文臣知兵就是个笑话，而入宋后除了太祖，历代皇帝也都是只会纸上谈兵，可还要每逢大战授阵图，如此军事指挥制度下就可以想象大宋败亡其实也不算太冤。但也有人会说，明朝重文轻武比之宋朝更甚，可以称得上是‘以文驭武’，可知兵的文臣却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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