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看罢折子，并没有立刻说话，而是陷入沉思。其所奏用现代市场经济学来审视，乃是一个基本常识：市场的归市场，道德的归道德，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救荒本是官府的义务，以道德为说辞、以政策为准绳，强迫粮商和富户低价卖粮，看似是在做一件极好的事情，但实际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不过在赵昺看来这种思维并非现代社会才有，因为他记的这种意识早已见于《吕氏春秋》。在其“察微篇”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现代人也耳熟能详，说的是：鲁国出台一项政策，为在其他国家做奴隶的鲁国人赎身，可以用赎身凭据去官府报销拿钱。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个很成功的商人，他给奴隶赎了身，却不去官府拿钱。孔子批评了这种做法。

圣人以为该拿的钱不拿，看似品德高尚，实则破坏了政策定下的契约。有子贡这种先例在前，其他人在给奴隶赎身时，就难免陷入一种两难困境。报销拿钱，会面临遭到鄙视的道德压力；不去报销，又会面临损失金钱的经济压力。为逃离这种两难，他们的选择将会是不赎人。流落在外的鲁国奴隶的命运，也就随之变得更糟。

赵昺知道以一些古人的做法，这则孔子故事，未必是真事。但撰写这个故事的作者，显然已经意识到了将政策契约人为抬高至道德高度，变成一种道德压力，往往并不可取，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让问题变得更复杂、更麻烦。与孔子反对子贡不去报销，本质是相似的，都是基于对世情的深切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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