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8年，剑南节度使王昱调兵遣将，在左近另筑两城，试图以长期围困将其拿下。

但蕃军大举增援，在蓬婆岭下大败唐军，王昱只身逃脱，被贬而死。

安戎城让李隆基如鲠在喉，曾亲自主持作战部署。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在南诏的联络下，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联络上了城内的吐蕃人翟都局。

三月，翟都局等人放唐军入城，尽杀吐蕃将士，安戎城重回唐朝。

六、九月吐蕃两次派兵，均被唐军击退，兴高采烈的李隆基，将其更名为平戎城，以夸耀功绩。

但唐诏联合共御吐蕃的局面，也基本到此为止，随后两国关系断崖式跌落，南诏成了吐蕃的“兄弟之邦”。

二、弃唐联蕃的转折

一般来说，史料将唐诏交恶归咎于三个人——张虔陀、鲜于仲通、杨国忠。

此三人位居云南太守、剑南节度使、宰相，算是关键性岗位的关键人。

但两国关系从盟友到兵戎，仅责难三个人，似乎有甩锅的嫌疑。

毕竟能混到太守、节度的层级，哪个不是脑门锃亮的老狐狸？

要是没看到局势变化，就算精虫上脑，也必有收敛。

唐朝与南诏的关系，是种赤裸裸的互有需求、功能单一的关系。

唐朝需要一个有体量的盟友，协助抵御吐蕃，毕竟逐一拉拢散装的诸羌，效费比太低。

南诏则想仰仗唐朝拓展势力，而非仅定位于协助抵御吐蕃。

两国关系定位上的巨大差异，必然造成分歧与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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