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保商人不敢走私出关，皇帝下了严令，北方关口只开两个，一个是宣府的上方堡，另一个就是大同的杀胡口。

任何从其他关口出关的商人都被视为走私行为，商人抓住之后直接杀头抄家，私放商人出关的边军同样杀无赦。

朱瞻基知道法令再严也在于执行，执行法令的是人，除了严刑峻法之外，更应该做的是让边军吃饱穿暖，指望一支连饭都吃不饱的军队忠诚，凭什么？

只有军队过上了好日子，他们才会在意触犯法令的成本，因为无论什么时候都有风险与收益的比较，风险大于收益，人们铤而走险的思想就会减少，相反的收益大于风险，人人都会铤而走险。

大明从建文时代开始腐败就已经越来越严重，到了永乐时代朱老四得位不正，自然不敢跟他老爹那般痛下杀手反腐，到了永乐后期，腐败已经明码标价化，冰敬碳敬什么级别的官员送多少都有成例，这种收入已经成为京官俸禄之外的一项重要收入。

地方官孝敬京官的冰敬碳敬自然是不会从自己的腰包里掏，这些钱有经过加码分摊到了百姓身上，大明的百姓从来不怕正赋，正赋有数，就算胥吏淋斛踢斗，克扣斤两，依然不会多出多少。

可是这些杂项摊派就成了百姓脖子上的一道绞索，官府摊派下来，胥吏到乡下联合士绅执行，他们对付百姓的手段简单粗暴，一句这是皇帝要收的税，百姓就没有办法，再大能大得过皇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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