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韩先汝的解释，江水源有些垂头丧气：如果学术研究只为验证某种研究方法，而不是为了得出一个普适性的真理，那读书做学问还有什么意思？

韩先汝似乎看出了江水源的困惑与迷茫，笑眯眯地问道：“怎么，觉得结论比方法更重要？”

“嗯！我觉得——”

“觉得方法都是虚的，结论才是实打实的干货？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因为最初我也是这么想的。”韩先汝打断江水源的话头，“听过这句话吧？‘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急，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其实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一尾活蹦乱跳的鲜鱼，很多时候只能勉强说服自己；而研究方法则像是可以捕捉无数鲜鱼的渔网，不仅能到处使用、无限制复制，而且可以造福世人、传之久远。

“就拿咱们刚才提到的淮安府乡贤阎若璩来说，他以一本《尚书古文疏证》确立了自己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卓越地位。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其实这本《尚书古文疏证》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而且《古文尚书》自唐宋以来已经被很多人指摘，阎若璩也不是第一个证伪、辨伪的学者。为什么他还享有如此大名，位列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众多杰出学者的第一位，成为学术史上绕不开的一座丰碑呢？原因就在于他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方法中体现的伟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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