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开始主政时，对运河的管理重视程度不是很够。他毕竟不是经济学家，以前也没研究过运河历史，因此心中对运河在帝国治政方面的地位认识高度没有张居正、王国光等人高。

到了万历三年，朱翊钧对运河的认识高度终于和张居正拉平。主要原因为两年来张居正等阁臣对运河管理的极度重视，凡有总漕奏章，张居正必然长篇累牍的分析利弊，往往还要请见，潜移默化改变了朱翊钧的想法。

张居正多次对朱翊钧指出，因为京师为帝国核心，军、民人口稠密，华北平原的产出不足以供养，因此江南转运的粮米成了帝国命脉所系。

有一天张居正再次请示漕运事的时候，对朱翊钧形容漕粮的重要性时说道：“一日不得则饥，三日不得则不知其所为命。”这句话让朱翊钧深感悚惧。

后世之人生活在物资极度丰富的年代，对物资紧缺缺乏感性认识。朱翊钧穿越到皇帝身上后，生活中的一些不便利的地方，包括后世的一些享用，都一一命张宏、张鲸等人予以解决。

朱翊钧对生活品质要求较高，例如卫浴设施、日常生活用品的开发使用等事，这两年已经逐渐从宫中向外扩散。除了家用电器朱翊钧暂时没办法外，其余的享受和后世没有太大差异。

正因如此且穿越到皇帝身上，朱翊钧对民间的生活状况了解的并不是太多。

各地情报和银章直奏所述民间困苦情状，文字高度概括，例如“人庐漂浮过万”或“大饥，饿殍满地”之类，并无细节描述。朱翊钧当时看这些奏章，像是在看历史文献似的，并无切肤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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