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见了朱翊钧的批示，心中给朱翊钧点了赞，知道皇帝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对日后展布改革事也多了些信心。

他的角度和朱翊钧截然不同，在他内心深处，恨不得把离间君臣、败坏国事的余懋学给宰了，以为乱政者戒。

然而，作为文官之首，儒学门徒，张居正必须坚持大明朝的政治正确——御史、科道言论自由。

反之作为皇帝的朱翊钧，心里面是不想抓余懋学的，虽然其心可诛，但制衡之道也在这“可诛之心”上头，不然的话就把言官的操守看得太高了。

不管皇帝和首辅心里怎么想，令人无语的现实却是，想杀余懋学的一本本的上奏要保他；想轻轻放过余懋学的，却派锦衣卫将他从南京抓来，投入北镇抚司的大牢。政治的吊诡之处，即在于此。

首先被处置的，是“受贿妄言乱政”的王琢玉。锦衣卫拷掠不到两个时辰，王琢玉就如同竹筒倒豆子一般，把两淮盐商重金贿赂，买奏章阻挠晒盐之法的实情交代了出来。

说实话王琢玉做梦也想不到朱翊钧清楚知道以后晒盐法才是主流。他的想法和全体朝臣差不多，应该是某个希求媚上的中官向皇帝说了晒盐法之利，皇帝在深宫拍脑袋决策才大兴晒盐。

既然可被言语动之，也会被言语反之。王琢玉在奏章里煞费苦心，说自己访了老盐工，“为之哂笑”。心说以皇帝年龄，被人耻笑了还不恼？只要恼了，必派员查看，那时才是上下其手的时候——盐商所要的，不过是朝廷派出钦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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