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宋君臣来说，宣和七年是个极其屈辱的年份。

这一年，朝廷迫于大同帝国的兵威，放弃了立国后就一直没变的都城东京开封城，迁至临安以避敌锋芒。

而敌人却没有就此收手，反而步步紧逼，不断制造事端，却又不真开打，而是以这种大战随时来临的压抑氛围一再摧残大宋君臣脆弱的神经。

所谓物极必反，当孔氏败类孔端操公然背反朝廷，又欲献媚正乾皇帝而撰文《孔子改制考》后，压抑了一整年的士大夫们终于爆发了。

从声讨孔端操的无耻行径为天下诫，到攻击异端曲解圣教教旨枉称儒，再到映射扶持异端的大同帝国不尊圣人必会败亡。

士大夫们在自己熟悉的战场上恣意纵横，因维护圣教纯洁的崇高使命感而陷入亢奋状态，似乎如此便能战胜不可一世的大同帝国一般。

而大同朝廷仿佛自知浅薄，闷头整治刚刚入手的袭庆府，一直没有正面应战。

如此一来，又让初战告捷的士大夫们更加兴奋。

尤其是仙源县孔府“狗血案”的传言流进大宋后，正派人士更是弹冠相庆，并行文记述此事，以此证明辱没圣教者纵使躲到敌国，也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至于这些诗词文章流传后世，会不会损害圣人的名声，则完全不用考虑。

孔子是儒家的圣人，只有真儒才有资格祭祀圣人，沦为异端走狗的孔端操虽然姓孔，却与圣人没有半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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