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太后气恼的事情还在后头，在朱翊钧有意无意的引导下，刑巧如不仅坦然诉说了发生在南直隶百姓身上的惨剧，还把这一切与张居正扯上了关系。

南直隶的倭患说实话还真跟张居正有点关系，大明意义上的“商税”和后世人们的理解有很大的区别，朝堂并不重视交易税、几乎没有增值税，朝廷眼中的商税大头是针对典当铺的税款。

什么人才敢在大明开典当铺？这些商铺的后台都是非富即贵之人，这些人有的是偷税漏税的法子，收这些人的税那真是个斗智斗勇、回报率贼低的事。

这也就导致了大明在商税上的收入十分不起眼，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精英，张居正完全不能理解一支强大的海军有什么意义，毕竟过去整整四千年、中国在东亚的海上都没遇到过像样的对手。

倭患和俺答汗的威胁相比那就是个屁，女真人给朝廷的压力都比倭患大，要是不趁着俺答汗吃斋念佛的这几年尽快重建九边边防和京城三大营，等草原上再出个俺答汗这样的枭雄可就悔之晚矣。

在这种思想的促使下，张居正挪用了不少水师的经费，还限制了水师巡航的范围以降低损耗。

这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启元年间异常猖獗的倭患，倭寇们往日忌惮朝廷的水师、是不敢像熊野源内一样聚集这么一大股军力的，毕竟明军的水师在东亚可是独一档的存在。

这两件事本来不能直接划上等号，但朱翊钧在舆论战方面是专业的，他为刑巧如准备的话术直接把削减水师经费与东南倭患挂上了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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