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摘指’完朱熹,好像还不过瘾,接着说道:“朱文公在被弹劾之后,他并没有进行坚决的驳斥,而是上书认罪,这其中有人说是为了保存有用之身,得以完成其著作;也有人说定有其事,否则为何认罪;还有人说完全是污蔑之言,有不得已的苦衷才认罪。但吾以为不论真假,其一旦认罪便坐实其过,即让皇帝失去了庇护其的理由,丧失了实现理想的机会,也让门人子弟受到了牵连,实是不智之举。”
“唉,这也许就是命数!”王应麟能说什么,只能叹口气道。
“陆象山也是这个毛病,吾对他们敢于直言上谏的勇气,亦是十分钦佩,但同样是不知为官之道。”赵昺又言道,“淳熙九年,其被授予国子正的实职。上任之初,登门拜访者甚多,其嫌频繁应酬,难有闲暇,便闭门拒客。此举看似清高,但是也将自己隔离,失去了宣传自己理念,结交朋友的机会,使自己陷于孤立。”
接着,赵昺又讲了陆九渊在京中任职的几件事。他即到太学讲课,首讲《春秋》六章,开宗明义地说明他自己的华夷观点:华夏夷狄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贵而夷狄贱。中国可贵的是它礼义之邦的文化传统。夷狄之所以“贱”,是因为其不知礼义,而是靠野蛮的武力侵略,因此纵然“盛强”,而最终礼义却将无所措置,这正是“圣人之大忧”。
赵昺以为这番言论便不合时宜了,因为孝宗皇帝在隆兴北伐失败之后,在内外政策上都转向平稳。朝廷重视生产,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出现了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呈现政治繁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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