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革新的不彻底，宋代良贱不婚尽管不是一成不变，但却基本沿袭下来。不仅颁行于宋初的《宋刑统》照抄了《唐律疏议》有关良贱不婚的全部条文，直到南宋后期，法律依旧如此。换句话说，也就是什么等级的家庭只能同相同等级的家庭通婚，至于士庶不婚尽管大体打破，但也只是大体而已。家庭内部卑幼婚事仍然皆由尊长包办，这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一以贯之，宋朝始终也没有什么变化。

因而赵昺仍然不对自己的婚姻抱有多大的希望，不过还是希望自己能搀和一下。在他看来尽管婚姻自己不能做主，而是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存在，那他就需要将它用到极致。他知道宋朝为了防止外戚干政，对待他们的基本原则是“养之以丰禄高爵，而不使之招权擅事”。

也就是朝廷尽管会授予外戚节度使之类的虚衔，却不会给予他们以实权，在为数众多的外戚当中，官至势政大臣者屈指可数，因而从整个宋朝历史上来说当时岂止无外戚外朝，外戚简直难以对朝政发生多少影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不少外戚养成了淡于权势的习惯，他们因此一概被称赞为“得外戚体”。

赵昺就想利用“外家不任要职，亦不干预政事”这条原则，来清除朝中那些想换不能换，想撤又撤不了，却又赖着不走的重臣。而他正可利用一场婚姻将他们送回家去养老，然后逐步将自己的亲信提拔上位，从而兵不血刃、顺理成章的完成权力交接及新老臣僚的和平过渡。但是现在的情况下做起来却很难，因为这事情根本没有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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